《東京小屋的回憶》美好只存在記憶中－電影隨筆

尤記今年《KANO》上映時，遭受各種離奇的歷史考證批評，還有更之前的《賽德克巴萊》也遭受同樣歷史觀點的抨擊，
相對日本電影碰觸歷史題材的大氣，有去年《清須會議》的喜劇表現，到談二戰的《風起》、《東京小屋的回憶》，
這些挖掘歷史並直視自我的衝擊與感動，是台灣所沒有的勇氣，台灣電影似乎已經失去笑談歷史的能力與企圖，
在感受《東京小屋的回憶》中的自省與批判衝擊之後，對山田洋次導演更加敬佩，
同時期望台灣也能擁有一個這樣高度的電影導演。

故事以一棟東京山坡上的紅色屋頂洋房平井家為中心，敘事採雙線進行，第一條線是以年老的多喜與孫外甥的相處，
孫外甥鼓勵姨婆寫下自己的自傳，第二線就跟著自傳的回憶，回憶年輕幫傭的紅屋生活，紅屋是主角們生活的地方，
也是他們經歷日本歷史脈動的所在。女主角多喜是從北海島山形到東京工作的女傭，紅屋的主人是玩具公司的幹部；
夫人則是享受生活的貴婦；還有一個小主人恭一。她們的平靜生活，在玩具公司新設計師板倉正治出現後起了變化。

好的電影總留給觀眾想像空間，多喜對時子夫人、板倉的情感，有多種想像，多喜對時子是不是有超越主僕之間的情誼，
表現得很隱晦，一段幫時子按摩的戲，大概是唯一透露出情愫的橋段，某方面，這段若有若無的情感設定，
在大戰背景之下更顯無奈，這樣一點又一點的線索，讓後來多喜的藏信作為與終生未嫁，帶有額外的辛酸感，
而時子與板倉的外遇，成為鄰人親友的閒話家常，以戰爭作為奇異的批判角度，變成了另一種戰爭的受害者，
結尾已經高齡的少爺恭一說：「那個時代，日本人被強迫做非自願的事情，但也有人主動自願，
可是他們連自己是不是自願都不知道。」，兩雙呼應，更顯無奈。

面對時代洪流的衝擊，那些說不出口的話，見不了光的情愫，在戰後都變成倖存者心中永遠的痛與負擔，
好像活著也是種罪過，年老的姨婆泣不成聲的說：「我....我活得太久了」，那個無助的背影，讓人覺得好痛，
觀眾就像孫外甥一樣，難過的想替她拿起一些負擔與自責，卻怎麼也拿不了，只因為時代的重量太重，
不論是孫外甥無能為力的背影，還是姨婆顫抖的身子都令人難過的無法言喻，在時代之下人的身影更顯得渺小無助。

《東京小屋的回憶》高明就在他用市井小民的眼光與生命去看、去體驗整個大時代的荒謬與瘋狂，
紅屋的生活隨著日本戰事的發展而有變化，彼此的關係也開始有微妙的形變，即使戰爭狀況已經不明朗，
電影中的所有人都選擇無視，「美國不會幫中國打戰，畢竟日本是強國，他們也不敢惹我們」，
「南京大捷，戰爭一年內就會結束」，等無視現實的話語不時出現在他們的談吐之中，
很像歐洲傳統貴族即使生活已經不在優渥，但依舊要過著有品味的生活，當日本生活物資已經全面配給制，
她們還是要擺派頭的喝酒、喝紅茶，所有的人都在維持紅屋的美好想像，
好像想把那個時代的美好深深刻入腦海，就算美好並不存在於現實。

對昭和時代的美好執著，反映在多喜的自傳中，她選擇忽略了現實生活的不美好，
在記憶中不自覺的維繫人情的溫婉、紅屋的美、日本的富足，時代在他們這一輩留下的印記太深，那是時間也沖刷不掉的。
世代對話是《東京小屋的回憶》另一個高明的地方，健史代表著新日本，同時也是日本自我省視戰爭歷史的象徵，
對上多喜姨婆對時代的美化，他帶出的是更多真實，甚至提到了南京大屠殺，
兩代的對話讓人想起《噢!柏林男孩》中也有老柏林與新柏林的對話，但《東京小屋的回憶》卻顯輕快，沒有歷史沉重的包袱。

多喜與板倉都帶著遺憾離開人世，他們的牆上均掛著紅色小屋的畫像，紅色小屋做為她們一生的盼望，
這樣的遺憾很淒美，是多深的眷戀與愛慕才能讓人一輩子想回到那，小屋的美就美在現實的消亡，
所以一切都只存在於這些倖存者的心中，畫像表示著一種期望、一種自責，所以她們的離世，
更把這種缺憾最後完成的機會給帶離人世，所幸健史替兩人完成了最後的心願，
恭一：「我真希望能親口跟小喜說，妳不必感到痛苦，妳小小的罪惡，早就被原諒了。」
後輩完成的諒解，讓遺憾中的不遺憾充滿了暖實的力量。